陆机的《文赋》是文学批评史上十分重要的文献,它第一次系统地讨论了创作问题,对后世的文学批评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其对言意之辩的讨论和诗缘情而绮靡的提出都代表着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学批评和文学写作终于部分脱离了政治教化的从属地位,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即鲁迅所谓的文学自觉的时代。但文学史家的论述显示出一个理论错位的问题,当我们谈论文学自觉的时候,我们所用的究竟是哪一套话语体系?而《文赋》在明代受到了尖锐的抨击,这又如何影响了当代的学者对《文赋》的评价以及背后隐藏的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总体评价?笔者将会在文章中表明这种评价在话语上的错位,以及这种错位隐含的古代文学批评的失语症。